自从小学三年级时看到杂志上《幻想》这首歌，瞥见一张列侬的侧脸，我就觉得这个人不一般，不是一个普通的，疯疯癫癫的诗人音乐家，或其他艺术家，从没想过穷其所获就是为了音乐。那副小小的圆框眼镜是他的世界。列侬少年时饱受隐形眼镜苦恼，一次试戴祖母的一副小圆眼镜，他瞬间喜爱上了这个物品，从此圆框也成为列侬的象征。我了解列侬，先是他的人，再是他的音乐。列侬说，他从来没有想过音乐是什么生活态度。十五岁时他可以想写歌就写，直到二十年后，他才又有机会重新体验这种感觉。如果只是片面了解，所有的人都会说，啊，他的音乐很好听，想法很美好，声音不错，这就是全部。但他远远不止这些。六十年代时，他还是披头四的灵魂人物，但七十年代，他的所作所为远远超出了音乐。他不是政治家，思想家，评论家，演说家，社会活动家，但他的思想和行为超过同代的这些人。放在今天的角度，有很多人又会说他的七天床上和平运动是作秀，他要让和平和自己的名字一起上头条是狂妄；而在当时他的所有行为似乎都值得他人批判，侮辱。当卡普坐在他床边嘲笑他和洋子不知廉耻，说洋子有“语言障碍”时，列侬说是自己邀请他来是正确的；当记者责骂他虚伪，“你真的愚蠢地认为你的行为可以救人吗？”，列侬并没有多说什么，他只是继续着做他认为应该的一切，“你们的男孩已经长大了”。关于他的负面新闻，从吸食毒品，到画“色情作品”展出，虚虚实实点满了整个七十年代的报纸。但他已经是一个男人，他承受责任，忍受冤屈；早在六六年，他和整个乐队就有因说“我们可以代替耶稣”而掀起疯狂的抵制浪潮。同时，对于乐队解散，列侬自己也说过，在一瞬间就不能创造魔法了，所以我们都不想做了。而我想，列侬长大了，他的人生涵养早已超越音乐，他的先锋行为绝不仅仅是商业演出；大家也都长大了，可以看透互相之间的心思，而失去了那份原有的默契。总有人问他什么时候乐队能复合，他说，如果这个想法明天突然闪现，我就会立刻打电话联系他们。感觉就是这样，他们疲倦了，事情也不能永远继续下去。当儿子西恩在五岁时才突然发现并追问父亲有关披头士的事时，列侬只是不停地说，对，我以前是他们中的一员，但现在一切都结束了，都结束了，现在我陪你在一起。对于披头四而言，也许只有年轻、单纯时才能创造魔法。第一张专辑Please Please Me就是很好的说明；或许可以加上Love的对比。不用说也知道A Hard Day’s Night中的列侬和Give Peace A Chance中的列侬变了多少；判若两人的外貌，也许也标志着列侬和他之前生活的彻底决裂。
七十年代的列侬完全置身于和平运动，针对越战参与过的游行不计其数，还因英国支持美国而退还女王原先授予他的勋章，对政治、宗教的不满也在他的音乐中展露无遗。他在《上帝》中唱出惊世骇俗的“我不相信圣经、我不相信耶稣、我不相信肯尼迪、我不相信易经、我不相信佛、我不相信猫王、我不相信瑜伽、我不相信披头四、我只相信自己”。他做这些看似自相矛盾，同时饱受争议的事，从未考虑后果，也不需要考虑后果，从不考虑媒体和世人会怎么看待他，因为他所想只有一个：和平。他人所谓虚伪，狂妄，天真，列侬均一笑置之。佛教和印度禅学也带给他很大影响；他是前乐队中最先学习瑜伽的人。和洋子的儿子西恩出生后，列侬说自己“五年没有碰过床后的吉他”；他甚至从未想到过音乐，他所做的就是和儿子在一起，和洋子在一起，直到洋子提醒他，“原来的感觉又来了”。从英国的豪华乡村别墅到纽约的狭小公寓或旅馆，列侬在床上和平时期请众多社会人士共同录制的《给和平一个机会》，成为反越战运动的圣歌，他曾在芝加哥带领九万名示威者合唱。
谈到圣歌，他在飞机和旅店中完成的《幻想》不得不提。那段时间他和洋子还住在乡村别墅中，每天早晨浓浓的雾气，望不到边的绿色，路边高大的树木，也许就是他的灵感来源，也成为他的代表作。没有华丽的旋律，只有淡淡的钢琴声，列侬从未想过让这首歌成为什么经典之作，但它却成为后人传诵的 圣歌 。
最后引用苹果广告中的一段话，你可以支持他们，反对他们，赞美他们，贬低他们，但你唯独不能忽略他们，因为他们改变了世界。列侬也在这段广告中出现。